Find X3系列将采用“不可能的曲面”设计

归根结底，特斯拉把自己定位为一家纯粹的车企，卖的是硬件加软件，追求的是更多的销量和市场份额，而不是和消费者之间更多的连接；而蔚来恰恰相反，卖的是一种“高端社区”的入场券，追求的是和用户之间更多的互动，所以这决定了 NIO House 必须承载更多的功能。

　　除了星巴克，还有两件事启发了李斌，其一是京城顶级俱乐部“香港马会会所”，任何人想加入，不仅需要会员开介绍信，还需要一次性缴纳 25 万的入会费。其次，北京第一家 NIO House 所在地之前的主人是奥迪，李斌在这里花了上百万买了一辆 A8，但奥迪连一杯咖啡都没有请他喝过。

　　这事不能怪奥迪小气，因为按照传统的汽车销售链条，整车厂将新车批发给 4S 店，4S 店适当加减价之后零售给消费者，整车厂和消费者之间并没有发生直接的交易关系。事实上，整车厂压根也不知道他们的车到底是卖给了李斌王斌还是孙斌，自然也不知道该请谁喝咖啡。

　　由于 4S 店做的是一锤子买卖，唯一的 KPI 就是卖车，而车的复购率又很低，所以最后的结果就是，无论你买的是奥迪还是奥拓、奔驰还是奔腾、宝马还是宝沃，4S 店都只想割你一把就完事儿。买车之前你都是上帝，买完之后你就是路人，豪车车主对此感受尤深。

　　而在汽车行业浸淫二十多年的李斌更明白的是：许多（不是全部）国人买车“买的不是交通工具，而是一种阶层象征和优越感”。

　　位于偏僻郊区的 4S 店显然无法满足这样的需求，尤其是豪华车消费者，因此，“高举高打”的蔚来才会把 NIO House 都建在 CBD，既给足了面子，同时也能省下一笔广告费，唯一的缺点就是成本太高。2019 年蔚来陷入现金流危机，不得不改建成本更低、规模更小的 NIO Space。

　　这张门票除了通往 NIO House，它还通往另一个目的地：蔚来 APP。

　　一位蔚来前员工说，当时汽车行业里没有模版可以借鉴，但好就好在，作为一家新公司，蔚来没有那么多历史包袱和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，所以才能在比较短时间之内将试驾、维保、一键加电等功能统统线上化。

　　可是如果你以为这款 APP 只是围绕“车”本身而设计开发的，显然是大错特错，蔚来的 App 是一个集合了“微信+京东+今日头条+活动行+贴吧+小红书”的多功能社区，同时具备社交、电商、资讯——以及投诉属性。

　　通过积分权益规则的设计，使得它成为了中国最活跃的电动车主社区，而蔚来内部制定这套游戏规则的人被称为 “行长”，类比于央行。

　　想象一个场景，一个人在蔚来 App 上买了一辆 ES6，获赠 20000 积分，他用这些积分在蔚来商城上买了一个包、一副茶具、一包火锅底料，然后发现包的质量有些小瑕疵，于是在 App 上吐槽，并且@了李斌，李斌当晚看到之后，会在他的帖子下面留言并且道歉。

　　可以说，蔚来是一家“会员制”公司，通过移动互联网的手段以一种低成本的方式将用户组织起来，把他们沉淀成一种社区，然后在里面把用户作为“资产”来运营，根本目的是在全生命周期内，实现资产价值最大化，充分挖掘用户的长尾需求，比如社交和购物等等。

　　中国的互联网企业搞硬核技术突破可能差了点儿，但要论如何把用户翻来覆去地“运营”和“挖掘”，蔚来可以拜的老师傅就太多了。

　　节日

　　蔚来身上有不少公司的影子，特斯拉、星巴克、苹果和华为等等，但要数痕迹最重的，当数小米。

　　2014 年年底，蔚来汽车刚成立不久，李斌就和他的北大同学、蔚来汽车总裁秦力洪跑到北京找雷军请教怎么做社区，雷军介绍了创业初期小米的方法论，还把小米的联合创始人黎万强介绍给了他们认识。

　　当时的小米可谓是如日中天，小米模式几乎成了成功的代名词，一波又一波的商界大佬到小米参观，就是想参悟所谓的互联网打法。

　　黎万强当时写的《参与感》在短短 3 个月时间之内卖了 40 万本，成为了互联网从业者心里的营销“圣经”，书里对这种打法的解释是，“互联网思维的核心是口碑，口碑的本质是用户思维”，听起来晦涩难懂。

　　相比之下，雷军的解释就更直接一些，“互联网思维就是群众路线，深入群众，相信群众，从群众中来，到群众中去”。2012 年，他在接受彭博《商业周刊》采访时说：“我就是想用宗教的一些想法来进行商业，我理解的小米就是一个商业宗教。”

　　通过这次拜访，李斌偷学到了不少，因为现在的蔚来和早年的小米有着惊人的相似，比如全员客服，不做硬广，不请代言人，给一线员工充分授权，允许粉丝成为员工等等。蔚来一年一度的 NIO Day 更是像素级借鉴了小米的“爆米花节”。
 

　为了解决劳动力不足、促进社会发展，日本开始重视非正规雇佣形态的发展。这部分人员虽然时间自由，换工作随意，但是工作一般都较为基础，拿最低时薪，属于编外人士，与总公司升职加薪的晋升制度无缘，无奖金、不算职业年限，没有正式员工的各项社会保险、退休金等，年度收入超过 103 万日元（6.5 万人民币）的人需要跟正式雇佣人员一样交同等收入税（学生和被扶养对象除外）。

　　而企业方，对于非正规雇佣人员的采用主要原因，根据厚生省 2014 年的《就业形态多样化实况调查》中 38.6% 的企业表示“为了节约佣金成本”，32.9% 的企业表示“为了适应公司 1 天/1 周内的闲忙安排”，另有 30.7 的公司表示“能确保对速战能力强的人才”。

　　1 月 4 日，日本厚生省统计数据显示，新冠疫情下日本 2020 年解雇人数为 7 万 9608 人，其中非正规劳动者约为 3 万 8 千人，占比约有一半。

　　临时工、小时工一直是公司出现破绽，或者遇到危机公关事件时的高频词汇。在日本，小时工、非雇佣员工、派遣员背锅的例子也是层出不穷。不过与国内的实习期、试用期后转正的制度不一样的是，日本的小时工可能是一辈子、更可能一辈子拿一样的时薪。

　　同工同酬？可能一辈子拿最低时薪。

　　非正规雇佣工的时薪，并不会因为工作年限的增加而增加，根据白皮书调查，20 岁出头刚入职的人可能起点一样，2019 年非正规雇佣员工时薪约 1071 日元（人民币约 65 每小时），正式员工 1333 日元；但是到了个人事业发展顶峰的 50-59 岁，正式员工的时薪翻倍了，约 2477 日元，但是非正式员工还是 1140 日元左右，并一直保持与社会人均最低工资一致。

　　非正式员工随时面临被解雇风险，科技带来的冲击也最大

（编辑：广元站长网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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